 这一年，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第七个年头。 “温州模式”打通了第三条路 珠江三角洲，毗邻香港澳门，得风气之先，成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。这一地区由港澳地方的外商与当地地方当局合资兴办工厂企业，一般由当地提供土地及厂房等基础设施，外商提供资金、设备和原材料，利用农村廉价的劳动力，生产产品，出口外销。当时在深圳、珠海、东莞、中山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大城乡布满了这样的企业。这是珠三角模式。 长江三角洲，依托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中心城市，利用这些城市的资金、技术乃至设备、原材料和供销渠道，大力兴办乡镇工业。当时在苏州、无锡、常州和宁波、绍兴、嘉兴等地区，乡乡镇镇布满了这样的工厂。这是苏南模式。 珠三角模式，在改革开放以来，一直有中央政策保驾护航，上一年度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后，更是地位牢固。 图/1984年春，邓小平视察深圳、珠海后与吴南生等合影 改革开放以来，保守的左派理论家一直在用显微镜检查经济领域是否存在“资本主义复辟”，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，有”集体经济“的红帽子，可以在意识形态上避免干扰。 比较麻烦的是第三种模式——温州模式。 温州的自然条件并不好，在两岸长期对抗中，国家投资很少，导致该地经济异常落后，倒逼出温州人利用传统的手工技术和走南闯北会做生意的本领，自发地办起了作坊式的家庭工业，并在乡镇中形成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商品市场，作为原材料和产品的供销基地。 图/1985年4月，制鞋专业户在杭州市武林广场出售自产自销的皮鞋、凉鞋和旅游鞋 怎样把温州这种既没有政策保障，也被左派意识形态明显排斥的经济模式名正言顺地提出来，合法化，国家颇费了一番思量。 1985年5月12日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刊登该报记者陈也平与桑晋泉的题为《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》的长篇报道，以及同时配发的评论员文章《温州的启示》。为了绕开“雷区”，桑晋泉在标题中回避了“温州模式”一词，只是在新闻导语的最后和评论的第一段，用客观的语言加了一句“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‘温州模式’”。 图/1985年《解放日报》头版刊登提及“温州模式”的长篇报道 这篇报道引起高度关注，1986年，费孝通去到浙南考察了颇为闻名的“温州模式”。费孝通认为，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商代工的“小商品，大市场”，自此以后，“小商品，大市场”逐渐成为 “温州模式”的经典概括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 至此，“温州模式”开始与“苏南模式”“珠江模式”一道成为中国三大典型的区域发展模式。 1986年，前往温州考察取经的仅副省以上官员就达93人次。高潮中的高潮——1986年9月至10月，从杭州、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车流阻塞，车祸激增：两个月发生交通事故300多起，日均5起。共翻车57辆，死71人，伤250人，比上年同期增加4倍。 乡镇企业让华西村成为“天下第一村” 乡镇企业理直气壮。 这一时期，中国的乡镇企业从大量的模范村中涌现出来，下面四个村庄，至今在中国仍然赫赫有名。 A．河南的刘庄 这是当年毛泽东提出“人民公社好”的地方。1980年，在村支书史来贺的带领下，刘庄的工业企业已发展到13个，工农业总产值达205万元，其中工业产值占60%以上，人均纯收入超过2000元。刘庄成为河南省第一个小康村。从1985年开始，刘庄人又在全省乡镇中率先兴办高新技术产业，以医药工业为龙头的集体经济兴旺发展。随着集体经济发展和壮大，刘庄村的经济组织已经改名为刘庄农工商总公司，但仍是村级集体经济组织。 图/刘庄村口的墙壁上题写着史来贺的一句话：既要把人带到富路上，又要把人带到正路上 B．河南的南街村 1984年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巨大效力时，南街村却在支部书记王宏斌的领导下，选择了重走集体化经济的道路，通过回收耕地开设村办企业，1989年当地集体经济产值达到了2100万元。 C．天津的大邱庄 1974年，禹作敏担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，1981年后，大邱庄的工业企业飞速发展。1982年，建起印刷厂和电器厂。1983年，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，并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。此后，以冷轧带钢厂、高频制管厂、印刷厂、电器厂为中心，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个分厂。1987年，将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。 D．江苏的华西村 上世纪70年代末，分田到户、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。此时的华西村，六十年代就偷偷搞工副业，“集体经济”已有了相当的规模，1978年后，改革开放政策实行，华西的村办企业乘势迅速扩张，创办了多家企业。 刘庄的史来贺，南街村的王宏斌，华西村的吴仁宝和大邱庄的禹作敏等，这些人是典型的农民企业家。按照吴晓波的说法，“他们无论穿什么牌子的西装总是不合身，很少有人会正确地打领带，他们最喜欢的服饰品牌是法国的皮尔·卡丹和香港的金利来，它们的标识都做得很大，老远就能清晰地看出来。他们的普通话都糟糕透了，还特喜欢把自己的照片登在企业介绍册和广告上，而形象都是一律的可笑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些企业家裤腿上的泥点子都没甩干净，就已经登上创富的时代列车了。 图/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的“领路人”吴仁宝 上述村庄，在改革开放前就有一定底子，而改革开放后造就的全国大市场，使他们的发展更加迅速，获益更大。 改革“阵痛”突然显现 经济蓬勃发展，刺激了中国人隐藏多年的财富梦想，个别人开始铤而走险了。 1985年6月16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篇《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》的报道。所谓“晋江假药案”，实际是晋江地区（今泉州市）晋江县陈埭镇的假药案，制造销售假药的主要是涵口村，村里有些人为了打开白木耳饮料的销路，将它说成是感冒冲剂，印上“功能滋阴润肺，主治虚劳咳嗽”字样，并仿造药政部门的药政批文号，在省内外推销。 7月14日，中纪委在《致晋江地委、行署党组的一封公开信》中认定“晋江地区大量制造销售假药”，要求检讨领导上的重大责任，按照党纪、政纪、法纪严肃处理有关人员。“晋江假药案”爆发的1985年下半年，项南在公开会议上所作的检讨不下五次。他在检讨中表示“省委的责任主要在我”,也在省委会议上强调,要认真吸取晋江假药案的教训,但绝不可因发生了假药案和一些消极现象，就对发展乡镇企业产生动摇。 图/1984年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向邓小平汇报厦门经济特区工作 “晋江假药案”之后不久，1986年2月，项南接受中央的决定，从福建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。这一年年底，中纪委就“晋江假药案”给予项南党内警告处分。 裁军后，骑兵连成了“文物” 1984年，改革开放进入第六个年头，农村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城市改革拉开序幕，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既定国策。 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，但是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和越南一直处于战争状态。 怎样正确判断国际局势？ 1985年3月4日，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：“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，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，一个是和平问题，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。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，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。概括起来，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。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。” 这个判断，与上一年度邓小平作出的世界大战十几年打不起来的论断一起，根本上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的“早打大打打核大战”“人多好办事”的指导思想，从此走上和平建军的轨道。 时隔25年之后，1984年的国庆阅兵，在中国军队在南疆不断取得胜利的背景之下，作为中国军力的集中展示，引起中外震动，也被视为中国走向强盛大国的标志。 但鲜为人知的是，就在阅兵前一晚，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要看的，却是裁军方案。 邓小平对军队臃肿，人头费过多，多有不满。邓小平说，这样庞大的机关，不要说打，跑反都跑不赢。 邓小平说，要腾出更多钱来搞建设。既然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不能两头兼顾，不如抖起胆子，集中财力物力先顾经济建设这一头。 图/邓小平在198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1985年，成为中国裁军年。 这一年的5月23日至6月6日，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。邓小平在会上郑重宣布，将400万员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100万。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，按照先机关，后部队、院校和保障单位的顺序，人民解放军自上而下地组织实施了百万大裁军。这一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精简了近一半；空军、海军和二炮司令部也都作了相应的精简和调整；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；全军减掉军级以上单位31个；撤销师、团级单位4054个。从1985年起的后三年中，有60万军队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。到1987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完成了百万大裁军的任务。 图/1985年，广州，中国百万裁军后，两位军工厂的女工在推销他们厂生产的美容产品。 此外，很多军工厂转产民品。著名的四川长虹，前身就是军工厂；重庆嘉陵集团，前身也是军工厂；河南陕西的一些著名民品生产厂家，前身也是军工厂。 通过百万大裁军和军工厂转产民品，中国实现了准战时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型，为最终提出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奠定了体制基础。 百万大裁军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情感牵扯。骑兵连的保留让人动情。 图/1954年，骑兵部队参加国庆阅兵 当撤销骑兵部队的命令下达后，一支骑兵连队的官兵联名给上级写信，要求保留一点骑兵的种子。请愿信逐级上递，终于赢得了一道来自总部的富于情感色彩的命令：保留骑兵连。有人甚至认为，这最后的骑兵连，带有一种文物保护的性质。 百度独家策划改革开放纪录片《人声鼎沸40年》。欲知风云变迁，敬请关注灼见圆桌会。 《人声鼎沸40年》往期回顾： 回望1984| 港台艺人首登春晚因这首歌一夜爆红 回香港被歌迷抛弃 回望1983| 首届春晚真厉害，广电部长当场下令解禁“黄色歌曲” 回望1982| 那年"超生可耻"，有人带头结扎得锦旗，有人被强制避孕 回望1981| 从丢人到万人羡慕，冒着抄家、坐牢风险的个体户先富了 回望1980| 新中国银幕第一吻：有人无法接受，有人"看一遍不过瘾" 回望1979| 那些年流行“黄色歌曲” 歌迷偷偷通过敌台听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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